缺乏“稳定感”“归属感”，三分之一选择让下一代出国

　　容易“掉下去”加剧中等收入群体焦虑症

　　今年以来，北京“雷洋案”、百度魏则西事件、房价高涨等热点事件及话题在网上广泛传播，引发中等收入群体强烈关注。透过他们在朋友圈中的表现，折射出这一群体在“公正”“法治”“保障”等方面的强烈诉求及背后的不安和焦虑。专家认为，中等收入群体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“稳定器”，应深化相关领域改革，提升他们的“稳定感”和“归属感”。

　　虽然收入并不算高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李凤认为，自己应该属于网上热议的“中产阶层”的一员。她平时主要从事金融领域课题研究，对于时政和热门话题，也很关心。她觉得，今年热点事件频发，与中等收入群体有关的话题讨论比过去明显多得多。

　　程雨是一名在北京拥有住房的国企员工。北京雷洋案发生的那段时间，他通过朋友圈、微信公众号，密切关注事件进展。他给记者打开一篇文章《恐惧，你我都可能是“雷洋”》。“文章击中了我们的内心。名校本硕、体制内单位等标签反映出的身份地位、在社会中的阶层与我们太像了。”

　　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梳理发现，公共安全、社会公平、福利保障，是中等收入群体朋友圈中最关切的三大话题。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伟说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。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，让这部分人的公民意识率先觉醒，对于公共安全、社会公平、福利保障的呼声日趋强烈。与这些话题有关的事件，也就自然成为他们朋友圈里广为传播的内容。

　　与其他群体有所不同，中等收入群体在诉求表达上也更为直接。例如，微信朋友圈里此前流传着“年收入12万元就是高收入者，国家可能增加税负”的消息，一些人发文讽刺和反对，而他们大多就是中等收入群体。

　　记者采访发现，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公共安全、社会公平、福利保障的关切，主要源于容易“掉下去”的变数催生的群体不安和焦虑。

　　在上海一证券公司工作的陆璐，自留洋回国已经3年。虽然在家乡安徽拥有自己的住房，目前年薪20多万元，但却称自己买不起上海的房子。前段时间，她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一些有关房价的文章，并附上评论“未来有房子的人与没房子的人财富差距会越来越大。年薪八十万不如在京沪有个三五套房子的。房价涨上去后，楼市可能就是有钱人的游戏，可以换可以卖。没有房，就别想搭上这艘船。”

　　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分析说，中国很多大城市房价高，超出了很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能够承受的能力。频繁变动的股市，容易造成对许多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“洗劫”。因此，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对身份、手中的财富有着极强的不安全感与焦虑感，犹如行走在边缘钢丝上，充满着变数。

　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博夫也认为，在国内，中等收入群体的各种变数特别多。在美国，你在就业市场上找到工作，只要干了1至2年，不用过多考虑会被公司辞退。然而，在国内，由于竞争非常激烈，个人的职位可替代性强，中等收入群体的忧虑感比国外要强得多。

　　UC此前发布的中产阶级大数据报告中，对“中产”关联热词进行了分析。“投资”“留学”“移民”等关联词，反映出中产阶层拥有相对体面的生活和经济能力，而“洗劫”“陷阱”等关联词，则透射出他们对未来的不安和焦虑。

　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4万人采样调查显示，仅3%的中等收入者有移民的倾向，但他们中的30%有将下一代送出国的意愿。邓博夫说：“这几年，中国阶层分化现象突显，他所教的学生中，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。如果中国的中产精英阶层将自己的下一代都送到国外，未来中国将面临精英空心化的发展尴尬。”

　　对此，中国（海南）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、西南财经大学“西财智库”CEO汤继强等专家认为，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确定感和归宿感，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，要在多个领域率先破题。一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，增加中等收入者的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。同时推进结构性减税，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，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。二是完善资本市场分红制度，加大对中小股民的分红让利，并加强保护城乡居民的财产权，使中等收入群体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与抗风险能力。三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。落实好依法治国战略，加快推进公安等综合执法改革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营造安全公平的社会环境。四是构建责任边界清晰、分工明确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，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安全感和对未来的心理预期。